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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海洋人文基础

2017-12-25 13:03 中国·青岛蓝色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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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各个时代独特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展示了中国沿海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工程”。如何深入发掘我国海洋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内涵,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础。就相关问题,大连海洋大学副教授洪刚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据您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后沿线留下了哪些比较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史迹?

洪刚: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史迹可以看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保护概念,可称之为“文化线路”。文化线路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文化统一体,既包括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内涵,也包括构成该线路的文化史迹和自然元素同,包括城镇、村庄、驿站、码头、建筑、遗存等内容。

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三大航线: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由此构成的西南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另有一条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泉州、番禺(今广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登州(今蓬莱)、刘家港等,这些地方成为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史迹的集中地区。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停留过的城市,他在这里参加清真寺礼拜,奏修泉州天妃宫,到九日山祈风祭典,这些海丝文化遗产真实记录了曾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刺桐港的历史原貌;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光孝寺、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南海神庙及码头遗址等 6 处史迹已经作为文化遗产申报点,琶洲塔作为申报的备选项目;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也是郑和下西洋航海壮举发生的城市,明代船厂遗址—龙江船厂,是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海船的遗址,静海寺北倚狮子山,东接天妃宫,为明成祖朱棣为褒奖郑和航海的功德下令敕建的皇家寺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遗存之一。

此外,山东半岛胶州古板桥镇、广东省湛江潮州会馆石碑、汕头市澄海区汉代“龟山遗址”、广西北海市合浦汉墓群、大浪汉城址、草鞋村汉城址及南海诸岛庙宇等历史遗存,都是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史迹。

记者:这些史迹主要涉及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哪些方面?

洪刚:这些史迹的价值构成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既体现着文化线路整体的历史文化和价值意蕴,又因自然地理和对外交往的历史差异而呈现出独特经贸、民族和宗教特色。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环中国海,在历经千年的秩序建构中,其不仅成为海洋经贸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成为引人关注的“汉文化圈”,或称为“儒学文化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观念、道德情感、民间信仰、民俗文化、英雄崇拜,深深地浸染于家族社会、岁时节令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

记者:国家文物局发起,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工程,有着怎样的意义?

洪刚: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举措,有助于打造互通有无、互助合作、平等友好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国家文物局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工程必将从历史和文化角度重现古代海丝的繁荣辉煌,彰显多元交融、和谐共生的文化力量,以古代海丝天下一体的无外精神,本着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精神,达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友好合作,共同将海上丝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友谊之路、发展之路、共赢之路、幸福之路。

记者从研究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史迹有着怎样的研究价值?

洪刚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史迹是古代海上经贸与文化交往的真实记录,从海洋历史学、海洋文化学、海洋社会学、海洋考古学、海洋经济学、海洋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记录着历史上人们的海洋活动,对于不同的专业和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参考。尤其是籍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维系的“中国海汉文化圈”,在数千年中,延续了一以贯之的和平主义传统,彰显着和平包容、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和秩序建构,通过对其深入分析研究,必会给解决当前世界海洋面临的矛盾和危机以历史启示。

新时期中国海洋文明的重建也会在联结现代性因素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以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文明理念,赋予中华海洋文明中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新内涵,贡献融合中西,衔系古今,包容共生的现代世界海洋文明,向着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不断努力。

记者:学界最早是从何时开始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目前学界是否已开展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调查工作?

洪刚:从海洋考古角度来说,其萌芽于20世纪前的欧洲,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在文革时期就意识到了到西沙考古的重要性,但囿于技术问题,未取得进展。20世纪80年代中叶,水下考古与遗址调查开始实施,学界对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关注。2009年,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设立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陆续在沿海各地成立地方保护基地,对海洋遗产进行保护。海洋考古推进了海洋调查包括海上丝路史迹调查的全面展开,目前海洋考古已遍及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海洋文化系列丛书。于2010年10月由国家海洋局牵头,沿海各省(区、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组织200余位历史文化专家、学者编撰完成,共分《辽宁卷》《广东卷》《海南卷》《香港卷》《澳门卷》和《台湾卷》等14卷,2016年7月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套丛书首次较为系统地挖掘了我国沿海各地海洋文化中的亮点,包括调查介绍了海洋文化历史遗迹,梳理了我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

记者:您本人组织或参与了哪些海上丝绸之路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吗?从参与查的情况来看,这些史迹的保存现状如何?

洪刚:近些年来,本人在沿海地区参加学术交流过程中,对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宁波、福州、厦门、珠江口、广州湾、台湾南部和海南岛东部的部分区域的涉海历史文化史迹进行了初步考察。其中本人参与了《中国海洋文化丛书-辽宁卷》的编写工作,对辽宁沿海五市的历史文化史迹进行了相对深入的调研。

通过对以上地区的考察,总体上有这样的感觉: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悠久的海洋文明史,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史迹是非常丰富的,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些史迹的保护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海上丝路遗存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重视,比如史迹的主动保护不够,往往是在史迹被发现或是面临破坏时进行被动的和抢救性的保护;发现与保护不平衡,重发现而轻保护,表现为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建设性”的破坏以及突出的盗掘、盗捞现象等等。

记者:在您看来,这项调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哪些方面?

洪刚: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海上丝路沿线文物古迹众多,调查工作工程浩大,而在国际部分,文化线路途经众多国家,各国管理体制和文化传统多有不同,调查难度更大。个人认为调查的重点首先是搞好国内部分的重要史迹的调查,在多方面做好准备,比如尽快完善调查的认定和分类标准;完成史迹的登录排查工作,摸清家底,同时积累经验,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调查过程协调,加强调查成果共享。

记者:对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未来需要如何更好的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保护与研究?

洪刚:对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尤其要增强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历史意蕴与价值取向。以实际行动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保护与研究,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勃兴,从历时性的视野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从共时性视野洞察中国海洋文化独特的价值,探索中国海洋文化的现实价值取向。

(张清俐)

关键词: 青岛 海洋经济 蓝色经济 海洋 一带一路

编辑:官芝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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