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随着海南岛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海南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海洋文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海洋疆域的出现与海洋巡视的萌芽

随着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出现，海南海洋第一次构成了中国南部海疆的一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东部及东南部的海洋即担当了齐国、吴国与越国海疆的重要角色。楚国的南疆仅至“洞庭、苍梧（今湖南境）”，并未到达海南。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秦始皇派尉屠睢统帅大军，分五路进攻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设置桂林郡（今广西桂平南）、南海郡（今广州市）、象郡（今广西崇左县内），发谪戍50万屯驻岭南，至此，秦的势力伸展到了南海，南海第一次作为一个政区名称而出现，同时南海区域也就成了秦王朝海疆的象征。

东汉时期，中国地方官员有每年定期出巡所管辖地区（行部）的制度。我国南方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定期出巡南海诸岛。晋代谢承《后汉书》记载：“汝南陈茂，尝为交趾别驾。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涨海指的是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海）。刺史周敞，涉（涨）海遇风”。一直到晋朝，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官员“行部入海”的记载。

二、海洋的行政管理职责设置

汉王朝对海南的管理中体现了一定的海洋文化因素。一方面，在官职职名设置上体现了这一特色，如汉政府曾设立有楼船将军、戈船将军和伏波将军（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与楼船将军杨仆等人在海南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其官名显然与海有关。另一方面，在行政建置的名称设置上也体现着海洋文化现象，如汉政府在海南岛建立的郡中，有珠崖郡，有紫贝县（今天的文昌）、玳瑁县（相当于今琼山市）。

　　三、海南海洋资源对中原王朝的供应量大为提高

秦汉以前，海南海洋资源对中原王朝的供应只有零星的记载。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加强了对海南岛的控制。早在秦始皇进兵岭南时期，就已经垂涎越地的“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珍异之物，其中相当一部分产于岭南沿海（尤其是海南岛和广西合浦地区）。公元前196年，南越王赵佗在陆贾劝说下归附汉王朝以后，赵佗每年均向汉王朝进贡，其贡品中有些方物就来自海南。汉文帝即位后，赵佗的职贡有贡白璧一双、翟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柱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并去帝号，对汉政府朝贡不绝，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死去，其中有些方物就是南海的海洋产品。此外，南海的珊瑚也是进贡中原王朝的奢侈品。据说皇帝的宫殿“积草翠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四百六十二条，乃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而《述异记》中说汉光武帝时南海献有珊瑚，皇帝命令安置在宫殿前面，称作“女珊瑚”。可见，在大部分时间里，南越地区归附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朝贡方物的方式中即体现着特定的海洋文化因素。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政府彻底灭亡南越国并在南越地区设立郡县以后，更是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海南海洋资源对中原王朝的供应量随之大为提高。

　四、海路文化的出现与发展

当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海洋航行不断延伸，海洋航路不断开拓，形成了丰富的海路文化。秦汉时期的海南，随着中原王朝对海南、对海南周边海域认识的加深，出现了一定的海路文化。应该看到，海路文化的发达是以强大的海船建造为物质基础的。汉武帝时中国的造船业比较发达。前面说过，汉政府设立有水师、楼船将军、戈船将军，足见政府对发展海军事业的重视。汉武帝建立有庞大的水师，并在“昆明池”训练过水师，据说其中的“豫章大舡，可载万人，舡上起宫殿”，万人之说可能夸张，但是足以说明其载重量很大。其建造的楼船高十余丈，设备先进，功能齐全，适合海洋航行，汉代的楼船曾扬威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在航海知识方面汉代航海业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的航海著作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彗）虹杂占》（二十八卷）。另外，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还在琼州海峡两岸建立了潮汐碑和导航灯塔，这些航海卷帙或滨海灯塔的建置均为南海区域的海路文化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我国东方海域提供更多的是方士们活动的舞台（秦皇、汉武的海上寻仙行为），而西南海域（包括南海和印度洋）展现的则是繁忙的中外贸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中国已经正式开辟南海海道上的“丝绸之路”，当时（汉武帝时）的出发点是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日南（今越南顺化）三个港口，沿着南海、印度洋航行，最远处可以达到黄支国（今印度东南部）和己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西汉以后，通过这条海上丝绸航路的交往更加繁忙。东汉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今印度尼西亚）曾派人前来“贡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路经南海前来贡献象牙、玳瑁等物（《后汉书·大秦传》）。这些贸易或朝贡创造了南海的海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海洋航行资源的开发。其出航的港口虽然不在海南岛本土，但是所路经的是南海海域，这对人们认识海南以及将海南逐步推向世界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海洋风俗文化的初步形成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南越王赵佗归附汉政府，在其呈上的奏书中曾说“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史记·南越尉佗》），海南的气候属于海洋性气候，因此才会有“南方卑湿”的现象，而住在海边的人们的服饰以“轻”、“薄”为其特征，因此这里提到的“骆裸国”和人们的穿着特征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赵佗在这里不是针对海南的风俗而说的，但是他说的这种文化现象属于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方沿海区域的共同现象。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精神训》称：“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即中原）得而弃之无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虫部指出：“南蛮，蛇种”，这样的饮食习俗（沿海居民嗜食鱼、蚌、蛤、蛇等水生物）在今天海南仍有保留，这与临海的地理环境分不开。

秦汉时期海南还存在着文身习俗。该习俗可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其中说到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平定南越时，在海南岛设立的珠崖、儋耳二郡中，就有“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鲛人也就是生活在沿海的的海南土著居民。汉代海南的文身习俗还见于清人程秉銛的《琼州杂事诗》之中，其诗曰：“官贪珍赂能遗患，民习雕题总少文。两事殷勤相戒语，汉家循吏首僮君。”是说汉明帝时，丹阳僮尹自儋耳太守擢升交趾刺使，还至珠崖时，劝谕黎民不要缕饰面颊，即不要沿用文身习俗，由是黎民之俗日变。其中的“民习雕题”即是当时海南岛的风俗。直接提到海南风俗的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这是说汉朝时在海南存在有儋耳（又作耽耳、担耳，意为大耳）风俗，与之有关的记载还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其中说有一个“聂耳之国”，其国民“为人两手聂（同捏）其耳，县居海水中”，这里的“县居海水中”，意指悬于海中之岛，即海南岛。

显然儋耳风俗是海岛风俗文化的一部分，今日在海南省有儋州市，其地名或许与历史上的海岛风俗有关。《汉书·地理志》在记载关于南海与印度洋上的航路时，曾说当时汉人可以远航到“黄支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那么，黄支国中与珠崖（今海南）民俗约略相类似的是什么呢？“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可知珠崖（今海南）和黄支国（今天的斯里兰卡，是一个岛国）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海洋文化特征（如多异物，即地方特产，有自己的土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依托海洋贸易）。